近几日，有关佛山大部制改革的话题再一次热烈起来，不过这一次并不是因为轰轰烈烈的改革本身引来关注，而是改革之后的大多数部门都出现了十多名副职领导的情况，这其中，被网友喻为“佛山最牛局”的高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拥有多达14名副局长。而按照广东省的相关规定，出现十数名副职的机构显然已经严重超编，对此，佛山市编办的负责人解释说，这是实行大部制改革“过渡时期的产物”。

　　如果放下激进的主张，回归渐进改革的立场，佛山方面打出“精简机构，提升效率”的旗号以启动大部制改革，将原先几十个部门精简为16个大部，这对于处在低谷期的行政体制改革，多少算是一针强心剂。因此，在利益日渐固化的公务员群体中，在启动改革之后给予一定的“过渡期”，这似乎也可以理解。更何况，当地政府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最终启动改革之后，所强调的更多在于“提高行政效率”，至于“精简机构”更多在于合并部门，而非裁汰人员。

　　当然，我们必须得承认，改革本身的启动与前行需要具体而真实的推动力量。有关大部制的改革，尽管来自社会层面的压力也很大，包括市场主体和公民群体对于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和机构臃肿的批评也一直不绝于耳，但总体来说，来自改革主体——— 官僚系统的动力并不强烈，甚至于存在相当大的阻力。这一点，只要对比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国企改革便会有深刻体悟。彼时，握有改革权力的同样是政府机构，但涉事的主体却并非公务员群体本身，而是数千万国企员工。由于国企工人在改革中话语权的旁落，以甩掉包袱、提升效率为目标的国企改革很快就取得了成功。

　　今天，当针对政府机构本身的大部制改革开启时，改革本身却已经处于深水区，改革的力量变得虚幻。当然，这并不表示改革本身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在社会舆论的呼唤下，在公民崛起的背景下，在中央本身的远虑下，改革的共识正在被重新凝聚。正基于此，在这一阶段的改革进程中，民众或许可以容许官僚机构的改革存在一定时间的“过渡期”，但必须要明确的是，过渡期之后，必须要有一套完整有效的方案让改革真正落地生根。

　　照目前的情形，包括佛山在内的各地大部制改革，副职超编的现象可谓极其普遍，一种被视为“最温和”的改革办法就是保留原先副职领导的待遇，待其退休之后废除该岗位，恢复正常的一正三副的设置。但问题在于，如果不能废除目前官僚体系中存在的“只能上不能下”的规则，那么所谓的“过渡期”将极可能被新的利益团体一直维持下去，精简机构、规范编制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因此，在现行的官僚体系中，有必要引入“公务员分类制度”，以新加坡、香港等地为例，公务员从横向按工作性质划分为不同类别，并且采取社会公开招聘的方式录用人员。这样分类的好处是重构了官僚机构的激励机制，分离了职务与职级，从而有效地冲淡了“官本位”存在的制度土壤。这一方式虽然未能直截了当地裁减现行领导，但也毕竟为过渡期之后的改革作了铺垫，增加了改革成功的砝码。

　　当然，无论从精简机构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来看，还是从提升政府本身的行政效率而言，大部制改革的根本之道还在于以制度化的手段明确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边界，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可以在自己的职能范围内强化监管权力，但是必须保证不能越界干涉其他领域的事务。只有这样，政府的机构数量和行政效率才能真正提升。而就上述两点而言，既需要公民自身不断崛起，以形成一股倒逼改革的力量，也需要改革的内部推动者能够引入一些新的制度设计，用微观的方式消解宏观的改革阻力。只有形成持久的改革舆论风潮和具体的改革步骤、方案，改革在“过渡期”之后，才能真正有望落地生根。